論文導讀：農業收入仍是農民家庭收入的一個構成部分。這類農村社區從地理位置上看，有的毗鄰市區或城鎮，成為市區或城鎮在空間上的延伸部分，有的是在農村就地實現樓房化，但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仍然保留較多耕地，多數家庭或有相當比例的家庭仍然從事農業生產。開放的非農化社區這類社區的特點是在原農村社區的基礎上逐漸實現了產業結構的非農化，耕地已經很少或幾乎沒有，社區基本生活條件和基礎設施已經高度城市化，但是社區人口結構出現了高度復雜化的現象，外來人口數量已經大大超過原農村社區。本文選自《法制與社會》。《法制與社會》雜志由云南省法學會主辦，云南省司法廳主管，是一本集科學性、思想性、理論性為一體的綜合期刊。國內統一刊號：CN53-1095/D，國際標準刊號：ISSN1009-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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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農村經濟活動,農村經濟發展,法制與社會

　　如天津市北辰區的雙街村就是這類新型社區的典型代表，雙街村利用與市區空間相連的特點建立新樓房社區，基礎設施完全城市化，文體設施、文化建設較好，農民自愿花錢購買，社區入住條件市場化，完全對外開放，吸引了來自天津其他區縣、北京市的大量人口居住，雖然沒有并村，但社區人數已經是原村人口的十多倍了。城市化進程中農村社區形態的多樣化可能并不限于上述介紹，但是毫無疑問多樣化和新型化的農村社區在管理體制上都面臨著全新的問題和挑戰�？招拇遄畲蟮膯栴}是，在青壯年常年在外、村莊常住人口大量減少的條件下如何使農村公共生活保持生機和活力。人口過少也會導致治理失效，以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為主要人口結構的農村社區會產生大量的社會問題。天津市農村由于總體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基本上沒有這種類型的農村社區。在樓房化的農村社區中，這些社區原有的地理位置、空間布局、社區規模和社區成員等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變化也意味著管理體制即將面臨許多新課題:原有的農村社區管理體制是以村民委員會為載體的村民自治，而現在的一個樓房化的居住小區可能容納了原來的好幾個村民委員會的村民，原來一個村的公共事務現在變成了好幾個村的公共事務了，農民的居住模式由獨門獨戶的小院變成了涉及更多公共性的單元樓房，人們所關心的公共事務的內容也將發生諸多變化。在當前村民自治尚不完善的情況下，這些村民在新的社區如何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呢?如果涉及到村委會的合并或者成立新的管理機構，能否保障村集體的資產和農民的利益不受損失，以及新老機構間的平衡過渡?在開放的非農化社區中，新社區的人口總數已經是原來村莊人口的十多倍，這些新增人口只是買房在此居住，并非原農村社區的成員。他們占新型社區人口的絕大多數，但是又不屬于此地農村社區的天然成員，作為村民自治組織的村委會無權對他們實施有效的管轄，可以說村民自治的管理體制在這種新的社區幾乎完全失效。另一方面，這些居民來源多樣，很多人來自其他省市，戶籍遠在千里之外，不能參加居住地社區自治和基層人大的選舉，基本政治權利完全不能實現。另外，這種新的社區，成員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們不像前一種類型是幾個原有社區的合并，而是完全注入了全新的成員，并且新成員的數量占據主導地位，這簡直可以說是再造新的社區。

　　農村的經濟活動無疑更加密集和活躍。但是密集的經濟活動必然會使人們圍繞著利益而進行的互動活動更加頻繁和密切，利益沖突也會增多。這表現在:村辦集體企業可能面臨著利益分配不公的爭議，一些高污染的企業可能會引發村民與企業之間的沖突以及環境災難，尤其是由于征地而引發的利益沖突更加激烈。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經濟發展和城市發展都對土地產生了越來越突出的需求，但是圍繞著征地補償問題，農民與村干部、地方政府和開發商之間經常意見不一致，往往會由于利益問題而不斷上訪告狀、甚至會發生暴力沖突和群體性事件。人口流動加劇傳統農村的一個鮮明特點是人口流動性小，基本上不發生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但是當前處于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農村，快速的人口流動成為其主要的一個特征。這一方面表現為勞動力輸出地區周期性的人口外流，另一方面也表現為經濟發達的農村地區外來人口的大量增加。但是中國目前農村人口的大規模流動往往不是舉家遷移、共同生活，而僅僅是主要勞動力外出打工，而把妻兒老小留在老家。這會產生嚴重的社會管理問題:在勞動力流出地的農村出現了空心村和農村社區衰敗的現象;在勞動力流入地，農民工由于缺少家庭的溫暖，對當地缺乏歸屬感，導致生活質量下降，加上他們流動性強，管理困難，往往會引發各種社會問題。社區共同體面臨重建的難題傳統農村的居民世代聚族相居，人口相對固定，每個農村都是一個天然的利益和生活的共同體。但是快速的城市化進程打破了這種千百年來的天然共同體，全國各地推行的撤村并點、樓房化和宅基地換房等各種小城鎮建設模式，都無一例外地要求新的社區擴大規模，把原有的農村社區居民合并集中在一起。集中居住對于改善生活條件、提供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便利，節省了成本。但是對于新的社區來說，除了原有的一些集體利益需要重新分配調整外，更重要的是重建社區意識和管理機構。建立管理機構相對容易一些，但是培育新的社區認同意識、建立新的和諧社區恐怕就需要用時間來作為成本了。家庭的穩定性受到沖擊傳統農村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家庭具有高度的穩定性。但是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農村人口流動加劇，現實條件使很多夫妻不能在一起生活，再加上信息技術的發展為人們的交往、尤其是接觸異性提供了方便，這就使農村家庭的穩定性受到了很大的沖擊，離婚和離家出走現象在農村頻頻出現。而這種離婚和離家出走往往是迫于環境變化的壓力，而非深思熟慮的結果，往往會對家人、尤其是未成年子女造成極大的傷害。家庭是社會最有凝聚力的、也是最穩固的基本單位，農村的穩定正是建立在家庭穩定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如果農村家庭的穩定性受到沖擊，那也將使農村社會管理的復雜性加劇。

　　由于農村經濟發展落后，在基本生活條件、醫療衛生等基本的民生領域就存在水平較低、供給不足等問題，本身就已構成了一個普遍性的社會管理問題;但同時由于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落后，農民住房的建筑質量相對較差，加上農村道路、橋梁、通信、水電供應等基礎設施薄弱，就會產生同等程度的自然災害在城市不會造成損失，而在鄰近的農村卻會帶來巨大的人身和財產損失，成為嚴重的社會管理問題;而基礎設施的薄弱、醫療衛生條件的不足，又會給抗災救災帶來很大的困難，或者延誤了最佳時機，或者可能形成二次災害，又演變成新的社會管理問題。又如，由于農村經濟文化相對落后，造成人們的法制觀念淡漠，再加上現階段有些方面的法律法規不健全，所以當發生利益糾紛和沖突的時候，很多農民就會訴諸非理性的手段解決問題，形成暴力事件或群體性事件，變成了社會管理問題。